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会儿，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,油墨和颜料的气味,浓得闷人。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，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。桌上，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， 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，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。
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，随遇而安，十分看不起舒适。
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,谈起他的私生活,谈起对他的热爱，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,反倒笑起来。
……
萨沙显得很高兴，可是不断地咳嗽，讲起话来声音嘶哑。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，不能够断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，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。
“萨沙,我亲爱的，“她说"要知道，您病了!”
“不，挺好。病是有病，可是不很重……”
“唉，我的上帝!”娜佳激动地叫道，“为什么您不去看病?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？我宝贵的，亲爱的萨沙，”她说，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,而且不知什么缘故,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·安德烈伊奇、那裸体女人和花瓶、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。
她哭起来,因为在她眼里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、有见识、有趣了。
“亲爱的萨沙， 您病得很重很重了。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,消瘦。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!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,我的好萨沙!实际上，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。”
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。现在，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,萨沙，他的话语、他的微笑、他的整个体态，在她看来,成了一种过时的、旧式的、早已活到头、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。
“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，”萨沙说，“喏,然后去喝马乳酒。我很想喝马乳酒。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。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,我老是怂恿她，劝她出外念书。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。”
他们谈了一阵,就坐车到车站去。萨沙请她喝茶,吃苹果。火车开动了，他向她微笑，挥动手绢，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，未必会活得很久了。
——契诃夫《新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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